万隆会议期间险象环生，周恩来面临暗杀危机，陈毅急言：“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万隆会议，即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对于当时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席位且被许多国家孤立的新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参与国际事务的时机。这也引起海外敌对势力的注意，他们阻挠中国出席会议，甚至对出席会议的中国领导人搞暗杀，企图吓退中国与会者，损害中国形象，力图使会议流产。国内高层对此极为重视，派出精兵强将为中国代表团护航。中央领导对提前一个月去万隆打前站的姚力等人说：“你们的责任不轻啊，前站的头等工作就是保护周总理的安全。”

会前形势严峻

会议定于4月18日召开，会期是一周。正当有关人员紧张地为周恩来总理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3月初我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趁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也要出国访问，谋害代号为“2”号和“3”号），情况十分严峻。

敌特分子想要刺杀周恩来，首先在他坐的飞机上打主意，那时候总理没有专机，一年前他访印、缅时曾坐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香港当局派出一个班宪兵警卫、保护此架飞机，所以特务们确信周总理所乘客机必是此架无疑。他们不惜重金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趁给飞机打扫卫生之机将定时炸弹安装在飞机隐秘处。

但在这之前，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吴努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总理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周总理欣然应允。因此他和陈毅未能按原计划到达香港，便让第一批工作人员乘此机先行。结果该机在当天下午4点50分飞到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上空突然爆炸，飞机折成两截，掉入大海。

已到达昆明的周恩来听到飞机失事的噩耗，心情沉重，他立即指示北京方面，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

中国代表团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劝他不要再去万隆，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各个环节严阵以待

周总理此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人。不料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中央派出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作为代表团顾问）先期前往印尼雅加达，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中南海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此外，空军也派员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往印度尼西亚。

4月16日，周恩来一行取道仰光飞抵雅加达。使领馆全体外交人员都来到机场，一方面迎接，一方面保卫。周恩来一下飞机，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就疾步上前，先期到达的杨奇清副部长也紧紧跟上——他俩在红军时期就熟悉，以后又一道在八路军前方总政工作，黄镇搞宣传、民运，杨奇清搞保卫。这时，他俩一左一右，把周恩来夹在中间，大使夫人朱霖和其他参赞、秘书、领事围成人墙，簇拥在总理周围。代表团成员又围了一层，最外一层是新闻记者。这三层人墙保护着周恩来往机场外走。到了机场门口，为了转移视线，使馆事先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着中国国旗。临上车前，黄镇和杨奇清机警地改变了乘车的顺序，两人拥着周恩来上了第二辆车，陈毅副总理上了第三辆车。这一临时安排来得突然，朱霖一时茫然，不知该乘哪一辆车，黄镇朝她扬了一下手，朱霖马上领悟，赶紧与翻译陈丽水上了第一辆车，紧随着开道的警车，驶出了机场。因为车上都挂着窗帘，沿途夹道欢迎的人群都以为周总理坐第一辆车。

周总理坐在奥斯汀轿车内，黄镇严肃地叮嘱司机：“如果发现路旁有人射击，保卫车靠在总理左边，后面的车开到总理右边，把总理接进车里，直开大使馆，如果保卫车往右开，我们就在总理左边，务必保护总理安全！”好在未出意外。

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图为周恩来在中国代表团席位上

代表团第二天才去万隆，要在雅加达住一夜。

当晚，使馆人员相约不要大声说话，让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好好休息。

半夜12点多了，周恩来出来在楼上走廊上走了走。他看到许多同志睡在楼下长廊里，抬抬手说：“你们小心受了凉呀！”

抵达万隆安第机场后，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讲话，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中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损失。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随后，到达位于市中心的达曼·沙里10号住地。

为保证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警卫组的成元功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佩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膛的。每逢随周总理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他俩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立即贴近周恩来，把他包在中间。大使馆给警卫们办了同会议代表一样的身份证，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与周恩来总理形影不离。

人人都是警卫员

会议开始后第三天（4月19日），大使馆收到一封信。馆员迅速将信送交黄镇大使。

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币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已经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后查明确有其事）。杨奇清说：我看一是向总理报告，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写了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副总理，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总理，周恩来说：我同意递交备忘录。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你们可以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右二）、缅甸总理吴努（右一）交谈

黄镇和杨奇清领受了任务，子夜时分，乘车前往印尼总统卫士长办公室递交备忘录。然后直接约见总统卫士长，他当时也是亚非会议保安部门的负责人。黄镇要求他把匿名信的内容转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并加强警卫工作，以保证代表团的安全，同时说明已把使馆备忘录送交外交部。总统卫士长立即答应将于当夜或次日凌晨把情况转告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总理。他立即打电话给警卫队，要他们加派巡逻队和警卫人员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陈毅则在代表团内部紧急动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位同志在周总理前边走，他说：你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他们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并从爪哇省调来不少便衣警察，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同时，代表团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请他们吃中国餐，向他们赠送纪念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针对印尼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黄镇、杨奇清又作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驻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措施得当，印尼工作人员和中国官员们配合默契。

使馆还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

万隆会议期间，虽险象环生，但都被使馆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一化解，他们用忠诚和智慧保证了周恩来及代表团的安全，也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