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和婚姻，当年晋察冀边区的这个制度改变了女性命运

中国女性，从“被忽略不计”到“能顶半边天”，当年晋察冀边区的这个制度，功不可没。

在旧中国，择偶方式主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不自由的婚姻状态下，女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失败的婚姻中，男人可以纳妾、重婚，而女人被遗弃，只能顶着贞操的“桂冠”寂寞的生活。这种状况，尽管自民国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大肆呼吁女性解放运动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其影响大多仅止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对晋察冀边区这样的广大农村则很难有所触动。

“悲催”的女性

就晋察冀边区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边区的广大农村，封建礼教的束缚根深蒂固，在婚姻和家庭中，女性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一般情况下，女儿的婚姻都是由父母一手包办，甚至有的瞒着女儿，不叫知道，结婚前才叫知道，许多人结婚后夫妇不和。童养媳、被买卖、做妾、被虐等等，成为了当时妇女的基本出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还得拿着走。娶下的媳妇买下的马，打死骂死由人家。”这种流行于当时农村的俗语，就是女性婚姻的描写。这种状况，直到边区政府建立，大力倡导妇女解放，推行新的婚姻政策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观。

1940年，河北平山县农妇谷意瑞在轧棉花。她丈夫残疾，无劳动能力，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她的纺织活来维持。

“婚姻条例”来了

1941年7月7日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边区妇女身上悲惨的束缚开始被击破。

首先是妇女有选择权了。早在1940年8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中就提出了反对原有的婚姻恶习。1941年7月7日，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并实行了《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其中就有“婚姻自主”“废除婚姻恶习”“寡妇再嫁，他人不得干涉”“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等内容。尽管条例内容比较简单，但具备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

1941年《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

党员干部带头

因为党员干部思想比较进步，参加社会活动较多，有选择和了解对象的机会，具备自由恋爱的条件，所以自由婚姻比较多。冀中饶阳六区摆脱封建思想的毒害，“要求党员、干部、妇救会成员带头，男女结婚，不要媒人，自己选择对象，在征求父母意见后，自己作主，自己定结婚日期和结婚方式”。

饶阳县新张保村张学增与姑娘赵聪自由恋爱得到组织的支持。这对青年秋天结婚时，党支部为他俩举办了新式结婚仪式，还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让新郎新娘胸带大红花，介绍恋爱经过。六区区委书记来当他们的主婚人，群众受到很大教育。

1940年7月，年仅24岁的陈舜玉当选晋察冀边区唐县县长，她也是边区首位女县长

经过宣传教育工作，新婚姻制度逐渐普及到普通民众中。据建屏县北庄村统计，1945年结婚8对，其中自由婚2对，半自由婚6对；到了1949年，结婚10对，其中自由婚4对，半自由婚5对，包办婚1对。“自由婚是指男女双方经过恋爱过程自己完全自愿”，半自由婚是指男女双方“经过谈话见面，但很简单，还是父母包办者”。尽管当时还没有达到每对结婚对象都是完全自主的婚姻，但长期形成的旧的婚姻观念已经松动。

1940年，河北涞源妇女为前方战士做军鞋

女性有地位了边区政府确立了在婚姻关系中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晋察冀日报》在为《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所刊发的社论中重申：男女在一切方面都应该平等，这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了。

在宣传男女人身平等的同时，边区政府还积极鼓励女性走出家门从事生产，以此来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如柴关的高苏的，自参加纺织互助后，当选了生产模范，婆婆对她的态度也改变了，苏的回来晚了，婆婆总是给她留着饭。

 1939年，儿童团团长在晋察冀平西抗日根据地集会上发言，从背影看还是个女娃

对于多年来奉行“男主女从”观念的边区广大女性来说，可以挺直腰杆和男人一样说话、一样平等有尊严的生活，确乎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妇救会就扮演着在妇女身后撑腰杆的角色。许多妇女说：今天有人给咱们作主了，替咱们说话了。

婚姻真的自由了

自主选择配偶、自愿结婚、自主离婚开始成为婚姻世界中的新景象。平山县康庄村刘忠祥、刘玉花，年纪都是14岁，因不满父母包办的订婚，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她们说：“过去我们的年龄小，父母为了花钱，把我们随便地给嫁出去了。现在不是反对早婚包办买卖婚姻吗，今天你们一定要与我们解决这个痛苦，我们坚决地不去，永远不与他们结婚。”这反映了女性婚姻自主意识开始觉醒。

上世纪四十年代边区政府的“订婚证书”

婚姻的自由特别表现在离婚的自主权上。《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规定了可以依法离婚的情形，主要包括：一、充当汉奸或有危害抗战行为者。二、有重婚行为者。三、感情意志根本不合，无法继续同居者。四、与他人通奸者。五、虐待他方不堪同居者。六、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七、图谋陷害他方者。八、生死不明过三年者（抗日军人不在此限）。九、被处三年以上之徒刑或因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

上世纪四十年代边区政府的“离婚证书”

妇女受法律保护了

因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使女性在家庭中不是生产者，而只是“消费者”。过去女性在家庭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边区，妇女通过参加生产，获得了经济上的收益，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也必然随之提升。解放区实行土改后，女性与男人一样分得了等额的土地，更进一步提升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上的地位。

随着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还获得了受教育和参加文化活动的权力。妇女转向新的文化生活，学习热情相当高。特别是青年妇女为了学习文化，早起晚睡，拿出自己的钱买灯油，守在油灯旁进行学习。

1940年，在会场旁边树立的“妇女也要参政”宣传牌

1939年8月，冀中行署发出《关于女子继承权问题的指示》，针对妇女改嫁、女儿无权分得遗产等作出指示。1943年6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女子财产继承权执行问题的决定》，对女性继承权问题作了规定。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开始为人们所接受。

随着边区新婚姻条例的宣传贯彻，并被人们特别是广大女性理解和接受，新的婚姻家庭关系开始建立，男女平等自由和谐的家庭生活正在成为边区男女新的婚姻形式。

1940年3月8日，边区政府召开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

在当年的晋察冀边区各种模范妇女大会上，有这样的宣言：现在我们会下地做活，能参加战斗，也能当干部管理边区大事。特别在生产上，在对敌斗争上，创造了很多出色的成绩，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天才，表现出我们妇女一点不弱，实在是打败敌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支不能缺少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