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火车票”见证铁路服务再升级

翻阅我国铁路发展史，不难发现作为乘客上下车凭证的火车票已经历四个发展阶段：硬板火车票、软纸火车票、磁介质火车票、“无纸化”火车票。

第一代硬板火车票，浓缩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人们出行的生活图景。这些“硬纸板儿”长约5厘米、宽约3厘米，一般得提前在印刷厂大批量预制，印后裁成小纸片。那时，售票员上班前需把它分拣出来，放到不同小格子里边，还要当日结算售卖的具体票数。同时，售票用铅字排座、算盘记账，售票和管理效率都十分低，火车站常常人满为患。

第二代软纸火车票于1996年年底在全国推行。这一时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但每逢春运等高峰期，“黄牛”涌现。为解决经常出现的排队难、买票难、乘车难现象，软纸车票新添了一维条形码，能很好地提升车票防伪性。

2007年，第三代磁介质车票诞生，紧锣密鼓的服务措施也不断落地。蓝色的磁介质车票，新增了二维码，比起上一代存量大、保密性高、追踪性强，可以快速检票进站，制假售假行为得以有效遏制。

此后，12306网（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开通，车票订购、查询、改签等功能首次实现全线上网、自助操作，火车票进入“拇指时代”。

有研究表明，经济社会水平发展情况，会对铁路客运产生一定影响。

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铁路运输能力较为薄弱。那时人们出行首先看能否买到票，并且通常需提前一个星期排队订票，购票非常困难。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8800美元，客运需求呈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与此同时，铁路技术不断创新，高铁广泛运用，运输能力大幅释放。

随着运能提升，铁路客运需求正在逐渐转向效率更高、服务更好、更便捷的运输组织方式，相关部门也从制度与技术两方面着手，改变管理与购票方式，优化服务体验。

自客票信息化以来，铁路部门采取了“席位复用”售票方式——对席位进行两次到多次的重复利用，比如列车A站发售了一张A站至中途停靠站B站的卧铺票后，全国铁路客票售票网络就会自动生成一张B站到剩下其他停靠站或终点站的卧铺票，从制度上保证坐席利用率。随后，“席位复用”从手动操作变为计算机自动处理，自动制止已售路段的出票，购票更加高效。

12306网站推出后，经过几次连续技术升级，已经可以承担1500万人次的售票量点击，容纳1500万人同时订票，这一数据目前在世界位居第一。

近年来，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移动支付发展迅猛，电子支付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大，“铁老大”的形象越来越接地气。12306互联网购票、高铁订外卖、火车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铁路部门在不断创新发展中与市场经济接轨，创新营销方式，使铁路服务在“里子”“面子”方面全面改善。

我国实现火车票实名制管理后，高铁车票“无纸化”举措已逐渐施行，不少乘客也都有过直接刷身份证乘车的经历。对管理者而言，电子客票能降低火车站人群密度，减少滞留乘客人数，有效释放火车站的承载压力，减少庞大的纸源浪费，使铁路出行更加“绿色环保”。对乘客而言，“无纸化”降低了排队取票焦虑感，车票从预定到报销都能“指尖操作”，同时避免了个人信息泄露，免除了后顾之忧。

但一直以来，我国大多数地区仍然需要“票证同验”才能进站乘车，在部分城市开通的“刷证”进站快速服务，也需要“人脸识别功能”和车票配合才能完成进站。

为什么有些车站和车次不支持“无纸化”车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纪嘉伦介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车站设施不支持——这些列车的始发站或终点站没有支持刷身份证的自动闸机，并且尚未配备刷身份证检票的设备，无法完成火车运行过程中的检票流程。二是与当地人们的使用习惯和文化层次有关，偏远地区的人们特别是老年人不太会使用手机，对网上购票有着天然的排斥心理，因此部分车站没有及时更新设备。

尽管如此，随着“无纸化”的逐步推行，“刷证”进站将成为主流趋势。纪嘉伦认为，大数据时代，“无纸化”将朝着“联合运输”的方向发展——实行“无纸化”后，人们出行的数据都将上传平台，将来我们坐火车、坐飞机，酒店饮食，市内交通等，都可以通过铁路信息系统把它连接起来。人们出站后，几点谁来接、坐什么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住哪个酒店都能在移动终端解决，“一条龙”的服务会让出行更加便利。

“无纸化”的意义不单单在一张纸，它的背后是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融合。在纪嘉伦看来，这样的“一条龙服务”需要通过相应接口将各行业数据联合起来，但是目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对数据联合有一定难度，尚需各相关领域的共同努力。尽管如此，他坚信市场经济和社会需求最终会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促使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