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中七改落脚点

1934年10月中旬至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最终抵达陕北，长征胜利结束。但少为人知的是，从最初计划前往湘西到最终确定落脚陕北，长征的目的地随战局和形势变化先后进行7次改变和调整。每一次改变，都是生死攸关的抉择，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求索、在斗争中成长的艰辛历程。

首次更改落脚点：由湘西转向川黔边

1933年9月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临时中央推行“左”的军事路线，进攻中采取冒险主义，防守中采取保守主义，导致红军遭受重大失败，苏区面积不断缩小。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败，中央苏区北大门被打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局已经难以避免。5月，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为调动敌人，7月，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寻淮洲任先遣队总指挥，和粟裕等指挥部队开赴闽浙皖赣地区活动；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红六军团西进湘西，寻找贺龙的红三军（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1934年10月和红六军团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10月中旬，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了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当时称战略转移），计划是到湘西一带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湘西也成为红军长征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

长征初期，中央的“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部队行动迟缓，结果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伤亡巨大。湘江一役后，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余人。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

12月上旬，从翻越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批评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鉴于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国民党已部署重兵，红军已失去先机，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坚持率红军往国民党设好的口袋里钻。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转兵问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由于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仅决定调整行军路线：西进贵州，然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仍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左”倾领导人仍坚持沿黔东去湘西的死打硬拼路线，毛泽东则根据敌情变化，提出放弃原定计划，改为西入贵州、挺进黔北，占领遵义，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主张。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是长征途中第一次明确更改落脚点。

然而，分歧并未就此消弭。12月31日，红军到达贵州瓮安猴场，博古、李德仍反对北渡乌江，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当夜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决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继而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再次统一了行动方向。

四渡赤水前后的三次调整：从北渡长江到继续北上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蒋介石调集约40万兵力进逼，企图将3.7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鉴于遵义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物资匮乏，难以供养数万红军长期立足，且敌人即将形成重兵合围的形势，中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的计划，渡江北上，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是落脚点的第二次调整。

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随后土城战斗失利，原定渡江计划难以实现，红军西渡赤水，转至川滇黔边。2月，扎西会议（党中央在扎西境内召开一系列会议的统称）期间，中央曾决定在扎西一带，也就是川滇黔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并成立了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这是落脚点的第三次调整。

2月10日，《红星》报发表社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指战员书》，详细解释改变计划的原因：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在云贵川三省创立根据地，强调“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坦诚的沟通有效稳定了军心。

但由于敌我战略态势迅速变化，敌人对我形成夹击之势，再加上这一带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不太利于建立根据地，于是红军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

之后，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一反被动状态，声东击西，灵活转战，三次渡过赤水，后又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主力集结于四川会理地区休整。5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会理会议，周恩来、朱德等发言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会议批评了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还着重总结了四渡赤水以来的作战和渡过金沙江以后的行动，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并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这是落脚点的第四次调整。至此，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前后3次改变落脚点，核心目的都是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前提下争取主动。

两军会师后的三次调整：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到最终落脚陕北

5月下旬，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大主力达到十多万人。此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但会师后两军对战略方针产生分歧。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了北上川陕甘的理由：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经济条件较好。张国焘、朱德、博古、张闻天等13人相继发言。会议一致通过北上方针，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是落脚点的第五次调整。

但张国焘口头上同意，实则担心损失实力，另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为会师后的前景蒙上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8月21日，毛泽东等率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张国焘却借口拖延，不愿北上。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考虑到当时只有红一、红三军北上，兵力有限，会议确定当前的基本方针为：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这是落脚点的第六次调整。

俄界会议后，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次日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相当数量的红军活动，随即在干部会议上提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从镇上一所小学校里发现了许多报纸和杂志，中央领导人从中进一步了解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及全国形势。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榜罗镇召开，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民族矛盾上升的局势，一致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这是第七次调整，也是最终确定落脚点为陕北的关键一步。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会师。22日，党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途中七改落脚点，既是党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反复斗争的过程，也是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断成熟的过程。正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党和红军才在一次次变动中保存下来，最终落脚陕北。正确的战略方向，不是预先设定、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反复比较、及时调整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