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把宣传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邓小平曾说：“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早在建党之前，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已创办《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党的一大后，创办《向导》，开设工人夜校和识字班，1923年颁布《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将宣传发动的根深深扎进产业工人之中。从城市到农村、从刊物到夜校，宣传始终是开路先锋。大革命失败后，宣传重心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重视，中央苏区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传工作体系。

往人心深处做：把每一面墙、每一张报都变成阵地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的广大山区，消息闭塞。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老百姓半信半疑。怎么打破这种信息封锁？中央苏区的答案是：哪里有群众，就把宣传的触角伸到哪里。

标语是最直接的宣传武器。毛泽东说：“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苏区标语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创作的。墙上、桥上、树上，哪里有人经过就在哪里写。“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明白革命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一句话亮明了红军的立场。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1930年向中央报告时写道：“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解释。”标语之所以有效，不只因为文字简短有力，更因为红军说到做到。

光有标语还不够，中央苏区的宣传体系继续往深处延伸。1931年12月《红色中华》在瑞金创刊，到1934年发行量达四万五千份，加上《青年实话》《斗争》《红星》，总发行量超过十万份。为了让报纸“飞起来”，邮政系统对这些报刊实行低资费寄递。闽西列宁书局发行股票筹资印刷，这在中央苏区是较早以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的出版机构。赤水县递信员赖近连路遇土匪，幸得县政治保卫队解救，他把散落的书信报刊邮件一份份捡回来，转身跑回局内继续投递。

报纸到了，看不懂怎么办？1931年7月，《青年实话》创刊号发起读报运动，把读报从零散的个人行为变成有组织的集体活动。各地建立读报组，由村里识字的小学教员或复员红军战士担任领读员，趁着圩日赶集或田间歇晌把群众聚拢来，用本地话把报纸上的政策讲给大家听。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里记下一个细节：才溪乡的读报团“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这个数字说明读报不是摆设，是真有人在听、在问、在讨论。

读报团每次聚集的五六十人，看起来不起眼，但日复一日，他们在圩市上听来的、在夜校里讨论的，慢慢变成了自己的判断。才溪乡1.6万人中，最终有3700余人自愿参加红军，占青壮年男子的80%。从读报到参军，中间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靠的就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五六十人”。读报运动就这样逐渐覆盖了整个根据地。

贴着群众说话：好的宣传往往直指人心

阵地铺开了，内容能不能进人心才是关键。面对目不识丁的群众，光把话传到耳边还不够，还要让人听得懂、记得住、信得过。毛泽东要求“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师师长的公秉藩，在回忆录中记述他手下旅长王懋德所言：“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王懋德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白军士兵绝大多数本来就是穷人，一旦明白了枪口该对准谁，他这旅长还镇得住吗？

同样是对着老百姓说话，演讲走了另一条路。中央苏区的演讲不是台上讲台下听，它发展出了几种形式：化妆演讲，几人分别扮演帝国主义、军阀、工农，边演边讲；画报演讲，挂一张图指一下讲一下；问答演讲，夜校里教员问学员答；集会演讲，打锣吹号把人聚起来，讲到最激动处领着喊口号。

文艺宣传走得更远。山歌是客家人生活的一部分，红军把它用起来，填上革命的词，老调子唱出了新意思。1933年5月，中央苏区发起“扩红”运动，妇女山歌队对着台下指名道姓地唱，当场就有人起身报名。陈毅把她们叫作“山歌大王”。戏剧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动员作用。1932年9月，工农剧社在瑞金成立，后由瞿秋白领导发展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前前后后一千多名学员从这里走出去，编成六十多个戏剧队，下到田间地头演给老百姓看。漫画是另一种武器。中央苏区报刊刊载了大量漫画，诙谐幽默、寓教于画，令人过目难忘。

各式各样的宣传形式，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宣传不是往群众脑袋里塞东西，而是从群众生活里长出来的。毛泽东曾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在炮火中检验：宣传也是战斗力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在他看来，宣传单和枪弹都是革命的武器。中央苏区的历史大体贯穿了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全过程，每一次敌人大军压境，宣传都冲在最前面。

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的宣传，最能说明问题。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前委没有急于部署兵力，而是先发布了《宣传动员令》。这道动员令开篇不是讲战术，而是讲口号：“我们拿什么武器呢？我们拿下面十二个口号做武器……我们要坚决相信那十二个口号的力量，每一个抵得红军一军……”十二个口号近半直接针对白军士兵，每一条都在瓦解对手的士气。

此后四次反“围剿”，宣传的力度一次比一次大。第二次反“围剿”中，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要求“在白军士兵经过的地方，必须利用传单标语鼓动他们，不打自己的兄弟”。1931年7月，红三军团由闽西回师赣南途经连城时书写了“国民党十大罪状”的标语，在当地产生巨大反响，使广大群众更为全面地认识到了国民党的丑陋嘴脸和凶恶本质。“共产党十大政纲”随后也在苏区各地出现，与“国民党十大罪状”同时书写，让群众在对比中清晰地看到两党的区别。广泛的宣传动员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兵力，中央红军不断发展壮大。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时刻，宣传工作依然在创造奇迹。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刊发《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的报道，号召群众在10月10日前捐赠20万双草鞋。苏区妇女们连夜赶制，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这些连夜赶制出来的草鞋，是苏区群众对红军最朴素的牵挂。而这份牵挂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化为行动，背后正是数年宣传工作一点一滴积累下的信任。

从遍及城乡的标语墙和读报组，到走遍乡村的戏剧队，再到“一个口号抵得红军一军”的战时动员，中央苏区的宣传实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根据地环境、深入发动并组织群众的动员体系。当宣传真正走进了人心，它便不再是简单的宣传，而是千千万万工农群众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