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的“绝境苦斗”

1945年10月，辽宁沈阳。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在听取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的汇报时，感慨地说道：“我们共产党人二十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史诗中，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浴血奋战，是一段浸透血泪与不屈的峥嵘岁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支诞生于林海雪原的英雄队伍，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寒冬、粮弹断绝的险境、敌众我寡的“围剿”中，用生命践行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他们经历了自然环境的酷烈、后勤给养的匮乏、战斗形势的残酷、情感与心理的煎熬，构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最艰苦卓绝的斗争篇章，铸就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

林海雪原中的“生存考验”

东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冬季以“酷寒”著称。对于长期转战于林海雪原的抗联战士而言，严寒并非单纯的气候现象，而是与日本侵略者同等致命的“敌人”。从长白山麓到松嫩平原，从完达山脉到三江平原，抗联的游击区几乎覆盖了东北最寒冷的区域，每年长达6至7个月的冬季，气温常降至零下30摄氏度，极端天气时气温甚至达到零下45摄氏度，这样的环境对缺乏御寒装备的抗联战士而言，是一场持续十四年的“生存酷刑”。正像抗联战士所描述的那样，“天做房子，地做炕，森林是家乡，火堆就是我的亲爹娘”，这是东北抗联艰苦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冬季的严寒冲击着抗联将士们的身体。对于抗联的衣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羊皮袄、狗皮帽子和靰鞡鞋。而实际上这些衣物在部队里属于“奢侈品”，只有伤病员才有资格穿戴。而抗联战士们，包括高级将领，他们穿的大多是单薄的棉布军装和破旧的胶鞋，既不保暖，也不耐磨。抗联将领王明贵在回忆当年的艰苦时讲道：“他们衣着褴褛，棉衣全部被树枝刮得破烂不堪，露出了棉花；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或口袋布。没有棉鞋，有的人脚上包着马皮；没有帽子，有的人头上缠着好几层布。”夜晚行军宿营时，他们找不到避风的房屋，就只能在雪地里挖个“雪窝子”，铺上一些干草，几个人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为了防止战士睡得太死而被冻僵，哨兵通常要间隔一段时间就把他们喊醒，再让他们重新入睡。即便如此，有的战士仍因为手指脚趾冻伤冻坏，最后不得不截肢，严重的直接睡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抗联将领周保中在日记中曾记载：“冬日行军，雪深及膝，战士多有冻伤，甚至十指连蜷，不能持枪。”这种极寒带来的痛苦，远超常人想象。每一次行军、每一次宿营，都成了与死神之间的较量。十四年抗战，东北抗联因冻、饿、病而减少的人数不低于战斗伤亡人数。当时是“死容易，坚持下来难”。

粮弹断绝下的“绝地支撑”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战争的基本规律。但对于东北抗日联军而言，缺衣少食是十四年抗战中始终面临的困境。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为了消灭抗日武装力量，特别是党创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围剿”“讨伐”，对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篦梳”战术——像用梳子梳头发一样，采用大规模的人海战术在森林中按秩序严格搜寻抗联足迹和信息。在搜寻过程中，见到密营即焚烧，遇到粮仓就捣毁，以根除抗联部队的一切生存条件为目的。

同时，日本关东军长期推行“集团部落”、实行保甲连坐，以图切断东北抗日联军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日伪军用烧房、枪杀等恐怖手段，强迫分散居住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的民众离开原住地，迁往日伪军指定的地点，组成在日伪军警直接控制下的大村落，即“人圈”。“集团部落”四周筑有高3米左右的围墙，围墙上设有铁丝网；围墙的四角设有炮楼，出入会遭到严格盘查。无论男女，12岁以上都发给居民证、通行证和购买物品的许可证。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日伪军在全东北共建“集团部落”1.7万余个，有近500万民众被迫迁入，约占人口总数的14%。日伪军设立“集团部落”，一方面对东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另一方面迫使东北抗联陷于孤立无援、饥寒交迫的境地。

为了粉碎日伪军的险恶阴谋，同时适应山区游击战的需要，抗联将士在游击根据地的大山里建立起比较稳固、功能齐全的军事密营。密营一般建在人迹罕至的密林之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水源，便于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密营分为木克楞式、马架子式、地窨子式等类型，外部有繁茂树林作隐蔽，不易被敌人发现，屋内修有土炕烟道，上覆树木和茅草，下面修地窖，冬暖夏凉。内部储存粮食、弹药、药品等物资，供来往部队休息和伤员养伤，是部队休整、训练的后方基地。

同时，东北民众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东北抗联。虽然他们被日军集中管理，被发现私自向抗联送粮者，就会被处以极刑，但他们仍然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帮助抗联。山上的抗联战士们需要盐，老百姓就把盐投到热水中化掉，再把衣服放在盐水里煮，使衣服浸透了盐，然后以串亲访友的名义把盐衣及时送到山上。抗联战士们再用同样的办法把盐变成水，做菜吃、熬汤喝。秋天收土豆的时候，老百姓会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把大的土豆埋在地里一角，做好标记方便抗联战士们来取，而把小土豆拿给日伪警察交“出荷粮”。

抗联战士们也不能完全依赖百姓，毕竟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在密营周围开荒屯垦生产，解决给养。而在战斗中夺取物资，则是抗联各部队解决武器、弹药、粮食、服装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在逆境中攻坚克难，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战斗中总结经验，他所创造的“三大绝招、四不打”战术当中，就有“无战利品缴获的仗不打”这一条，可见当时抗联条件之艰苦。1938年底，时任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在致北满临时省委的信中写道：“无钱、无粮、无干部，过了4个月残酷斗争生活……”1939年，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冯仲云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列举了“替代食物清单”，其中，马皮、松子、草根等都被列为“稀缺且无法满足需求之口粮”。可以说，抗联的每一颗子弹、每一粒粮食均要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在战斗中获取。就像抗联老战士回忆中所描述的那样：“枪不响不能吃饭，粮食要用生命去换。”

敌众我寡下的“血肉拼搏”

十四年抗战，东北抗日联军面对的敌人，是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日本关东军和伪军。九一八事变时，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仅2万余人，随着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东北抗日联军的积极作战，敌人不断向东北增兵，以稳固他们的殖民统治。1933年，约增兵10万；1937年，16万；1938年，37万；1939年，50万；1942年，76万。而东北抗联的兵力最多时也只有3万多人。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悬殊对比下，东北抗联的每一次战斗，都是一场以少打多、以弱战强的“血肉拼搏”，每一场胜利的背后，都伴随着战士们的牺牲。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东北抗联各军协同作战，积极主动出击，在白山黑水之间到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铁路、桥梁、电站等，攻袭敌人的后方、兵站，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潮。他们牵制日军大批兵力不能入关南下，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这种意义和价值也正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牵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勇赴国难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口号和空洞的誓言，而是国家蒙辱之际的挺身而出，民族危亡之时的义无反顾，山河破碎之际的舍生取义。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活跃着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本可选择安逸，却毅然奔赴国难；他们放弃锦绣前程，甘愿血沃中华；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却因同一个信仰汇聚在这片黑土地。

黄埔军校四期出身的赵尚志，令敌人闻风丧胆。敌人甚至开出了万元赏金缉拿赵尚志。“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敌人对他无奈而又钦佩的感慨。先后就读于黄埔六期武汉分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赵一曼，为掩护部队撤退负伤被俘。面对日军的酷刑，她对党和东北抗联的秘密始终未吐露一字，留下“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绝唱。抗联第一军第二师师长曹国安和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一对亲舅甥，一起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一起走上抗日的道路，最后都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被誉为东北抗联中的“清华三杰”的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原本可以安享清贫，但在民族危亡之时，毅然走进了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1937年，张甲洲到东北抗联独立师赴任途中遭敌伏击，壮烈牺牲，年仅30岁；冯仲云在林海雪原中坚持战斗多年，成为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重要领导人；于天放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最终奇迹般牢门脱险。

家国离乱中的“精神煎熬”

比身体痛苦更难承受的，是情感与心理的煎熬。抗联战士大多远离家乡，与亲人失去联系，不知道父母是否安康，妻儿是否安全。有的战士在战斗中得知亲人被日军杀害，却只能强忍悲痛继续战斗；有的战士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对着家乡的方向默默思念。情感与心理之苦，时刻考验着战士们的意志。他们不知道抗战何时才能胜利，但即便如此，绝大多数战士始终没有动摇，他们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的忠诚，在黑暗中坚守着希望，坚信终有一天会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1941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在行军途中将刚满半岁的儿子扔在深山老林，妻子哭着要去寻找，他却拿着枪对妻子怒吼道：“你要是把孩子抱回来，我就打死他！”虎毒尚且不食子，李兆麟为何那么绝情，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因为他是这支部队的领袖，他不能为了保全自己的孩子，而将整支部队置于随时可能因为孩子啼哭而暴露的危险中。正如抗联老战士芦连峰在回忆中讲道，“深山的白雪，不知埋葬了多少好同志。特别是当了母亲的女战士，更承受着肉体上和感情上的双重折磨。在途中，有的女同志抱不动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不相识的老百姓，有的因为孩子啼饥号寒，恐怕招来敌人，就……”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生死攸关时刻，广大东北民众冒着牺牲的代价选择相信东北抗联、相信中国共产党，把希望和未来交付给东北抗联。梁树林——抗联战士口中的“吕老妈妈”，为支援抗日，把两个儿子全都送到了部队里，自己则带着小女儿、大儿媳组织妇女儿童配合部队开展抗日斗争。后来，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大儿媳也在日伪军的“扫荡”中牺牲了。赵尚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带着第三军主要将领来到梁树林家，他们在地上跪成一圈，泣不成声：“今后我们都是您的儿子，我们来养您，为您送终。让我们一起叫您一声妈妈吧……”后来赵一曼来到珠河开展工作时，就住在梁树林家中，为了掩护身份，平日里便以“干妈”称呼梁树林。

在1936年的一次行动中，梁树林被敌人抓捕。面对严刑拷打，她临危不惧，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为了保证她的安全，便把她和小女儿送回辽宁开原老家。抗战胜利后，当梁树林再次回到珠河时，她发现当年喊她“妈妈”的那些抗联将领全都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

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东北抗日联军以钢铁般的意志，在苦难中坚守，在绝境中抗争。这支从九一八打到抗战胜利的队伍，用生命在林海雪原筑起不屈防线，用鲜血在白山黑水谱写英雄赞歌。他们经历的苦难，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所铸就的东北抗联精神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