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受世界革命潮流的推动，其时，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参加和领导了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为了指导和推动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毛泽东以满腔的政治热情，于1919年7月14日主编和出版了《湘江评论》。他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政论文章，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指导群众的反帝斗争。

首先，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是什么公理对强权的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之间依仗武力争夺权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巴黎和会是一场可耻的强盗分赃会议。和会上那些高谈阔论的先生，如克勒满沙、路易·乔治、欧兰杜等人，只不过是一伙强盗。他提醒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抱任何幻想。毛泽东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痼疾，帝国主义之间的和约和协议都只是暂时的，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密切关注西方各国的工人罢工斗争。他认为罢工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光有它还不够。仅仅罢工而已，这只是“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够的”。只有大家齐心合力地斗争，“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为此，毛泽东主张用“民众的革命大联合对抗统治者反动大联合”。

其次，毛泽东在发表的文章中，以确凿的事实有力地鞭挞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愚昧落后，主要在于民主科学的不发达。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可见，“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他已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了自己一些独特的政治思想主张。不过，在其政治思想主张中，还存在某些不成熟性和模糊性。如在颇有影响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还没有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结论，没有深刻认识到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相反，他提出要“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过，这些思想观点，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存在的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仍在苦苦探索，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要找到能真正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和发动了两场政治运动，一是领导湘民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一是发起领导湖南自治运动。经受实际斗争的考验，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促使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斗争实践中，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信仰。

驱张运动的声势很大，毛泽东多方活动，采取种种方式发动群众，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齐心合力将张敬尧赶出湖南。从此运动中，毛泽东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但最终促使张敬尧逃出湖南的决定因素是由于军阀吴佩孚挟民众之声威，用武力迫使张敬尧出逃。这一结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为什么武力解决会那么奏效呢？

驱张运动后不久，从1920年6月开始的湖南自治运动，这是毛泽东从事社会改造的又一次大的革命实践活动。将军阀张敬尧赶出湖南后，毛泽东想到湖南人民不能对少数官吏、政客、武人抱任何幻想，“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郑重声明：“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这是建设湖南的一个根本问题。他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联系当时中国的实际，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像俄国那样进行“彻底的总革命”的条件，现在只有一条路，即“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结果，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了。分析毛泽东在此运动中的所思、所行，可以了解到，他提出的“湘人自决”主张和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方案，虽然具有反对军阀统治的进步意义，但他思想上存在局限性，表现在他还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思考现实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还缺乏深刻的思想认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主张不过是改良主义的一种尝试，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是相背离的。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毛泽东联系本国国情与运动失败的教训进行反思。1920年6月、9月，他发表了《湖南人民的自决》和《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等文章，他指出，中国目前可以说是破败不堪，“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他大声疾呼：“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毛泽东已认清中国民族危机的惨剧，就是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有压迫，必然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毫无疑义的。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毛泽东和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决裂，从而坚定了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的决心。从此，开始明确地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1920年11月，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指出：“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接着，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谈到，“俄式革命的道路”，确实为“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唯一的一条路”。可见，此时的青年毛泽东已完成政治思想上的转变，在思想上已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秋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到1921年6月毛泽东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青年毛泽东在这短短的近一年的时间中，无论是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已成为一位坚定的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