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培养红军通信技术干部的摇篮

“一个红色的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三个条件：政治要坚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我头脑；技术精明、精明、还要精明，学习工作联系最要紧；体格健壮，才能战斗顽强。通信学校同志要努力！”这首铿锵有力的校歌，传唱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创办的一所综合性通信学校——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的办学宗旨。伴随着这首激昂的旋律，这所培养红军通信技术干部的摇篮在革命烽火中谱写了光辉的干部教育篇章。

中央苏区时期，面对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信息传递成为制约红军发展的瓶颈。当时红军主要依靠步兵或骑兵传递信息，不仅效率较低，更面临严重安全隐患。在此背景下，培养红军的通信技术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却因战士缺乏认识而使发报机被毁坏，送到红军总部的电台只剩下了一部收报机。毛泽东和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强调缴获和保护电台的重要性并通报各部队：“在以后的战斗中，凡是缴到不认识的战利品，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破坏。”1931年1月，红军在东韶战斗中再次缴获电台，这次得以完好保存。正是这部珍贵的电台，为红军通信事业播下了种子。红军以缴获设备为基础，成立无线电队，由王诤担任队长。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同年2月，首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宁都小布开学，学员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无线电报务与机务。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31年11月，第三期训练班在福建长汀举办，此时，红军已打退国民党部队的三次“围剿”，各方面力量都有了一定的提升，中央苏区出现了一年多宝贵的和平发展环境，特别是红军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通信装备更是弥补了训练班教学器材的不足。凭借这些有利条件，从第三期开始，训练班升格为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刘光甫任校长，杨兰史（后为曾三）任政委。各项教学内容与训练班相比，有了全方位的提升。1933年3月，学校继续扩大招生规模，通过整合通信力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以下简称学校），形成了无线、有线、司号、旗语等多专业并重的办学格局。

学校始终将政治标准置于人才培养的首位。从学校的前身、1931年开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起，就非常重视政治要求，其学员的来源主要是各部队中政治过硬的青年战士。1931年1月，朱德、毛泽东共同签发了《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命令中明确规定了部队选送人员的具体条件：“（一）年龄：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二）出身：家庭经济地位是工人、雇农、贫农或参加过斗争的。（三）性别：不分男女都收。（四）学历：须有高等小学毕业或相当程度者，最低限度须粗识文字及有些常识者。（五）性格：聪明、活泼、忠实、好学、无流氓习气者。（六）学习期限：暂定四个月。（七）学科课程：机务、报务兼学。”1933年学校成立后，在招收学员方面更加严格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导向。

1934年2月7日，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在讲演中特别强调了通信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的重要关系，“政治工作要保障通讯联络的迅速、准确。要对通讯人员加以很好的政治训练，要注意巩固他们政治情绪，提高他们的政治责任，通讯队中要有很好的政治工作。哪一个军团政治部注意到通讯队的工作（不论无线电或徒步通讯），那个军团通讯工作就要好一些。通讯队的政治教育是很重要的”。此次会议精神落实到红军通信人才培养中，有力推动了学校的规范化建设与规模化办学。被毛泽东称为我军通信工作“开山鼻祖”的王诤曾回忆道，“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时有一千余人，包含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

学校的课程安排以收报、发报、政治、数学、英文等为主，其中收报与发报是最主要的学习内容。由于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围剿”之中，中央苏区各项物资极为匮乏，影响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运行。训练班时期乃至学校正式办学后，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设施都捉襟见肘，但师生们克服各种困难，想尽办法解决问题。没有校舍，学校在老百姓的支持下，使用闲置的房屋供师生暂住。没有床铺，学员们就找来砖头、石块和木板做床铺，有的学员甚至简单铺些稻草席地而睡。由于缺盐少油，师生们的饭菜常常是清汤寡水。曾三在《忆红军通信学校》一文中回忆道：“每人只有一床布‘毯子’，通常都是两个人共睡一床，以便垫一床，盖一床，冬天就再把棉衣盖上。”“夏天的夜晚，蚊子多得很……大家都只能用艾蓼一类野草烧烟赶蚊子。这样仍免不了受蚊子叮咬，睡眠不足，第二天却还是一样抖起精神上课。”此外，学校教学条件也非常差，没有纸张，师生们就自己动手造纸。没有笔，学员们就尽量采取开会讨论的方式学习。尽管环境异常艰苦，学员们依然保持着极大的学习热情。曾担任学校教员的刘寅回忆道：“老百姓家里的堂屋、天井和路旁的大树下都是我们的课堂；门板、床板、砖头、石块就是我们的桌椅。一只电码练习器和一只手键成了我们的主要教具，每个人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干电池没有电了，打上眼用竹筒装上食盐水泡着使用；没有教材，大家一句一句、一节一节地拼凑。懂得的就教，需要的就学。”

此外，身体锻炼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根据学校起居操课时间安排，学员早上六点半至七点进行早操，一天中的不同时段还要进行五次操课。晚上还会开展各种球类运动。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既严肃紧张，又丰富多彩。

就是在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通信技术人才。如第二期毕业的李白，在参加长征后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但他坚贞不屈，最终被反动派杀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根据李白的真实事迹改编的。学校培养的学员，不但拥有高超的通信技术，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坚定的政治立场，对党绝对忠诚。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学校随军行动，代号红星第三大队。长征路上，学员始终坚持训练和学习，没有纸笔，就随着蜂鸣器发出的电码声用树枝在地上画，电键不够就轮流练习，还互相测试英文及功课，持续提升通信技术。1935年8月，红星第三大队与红四方面军报务训练班合并。12月，与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在延安成立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从河北张家口迁到陕西西安，并历经多次更名，1988年，定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千里眼”“顺风耳”，为战胜敌人，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红色电信精神历久弥新，不断激励后来者续写新的时代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