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位巾帼英杰的首次交往

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具体实践中，完美地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和谐统一。从毛泽东与三位巾帼英杰的首次交往，以及日后对她们的教诲引导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与领袖风范。

毛泽东问康克清：“听口音，你也是江西老表哟”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任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1928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初上井冈山的康克清被编在万（安）泰（和）游击大队，不久被调到红4军军部工农运动委员会妇女组工作。她随妇女组慰劳部队，打扫战场，做宣传鼓动工作。

在井冈山，康克清听得最多的是战友们谈论毛泽东和朱德的故事。康克清时常听得入迷。这些带着浓厚传奇色彩的故事，她牢牢记在心里。

战友们讲道：毛委员住在洋桥湖村贫苦农民谢慈俚家中，拜谢慈俚为师，学习打草鞋。一天深夜，毛委员开会回来得晚，怕打扰房东休息，就将打草鞋的工具搬在厅堂里，在油灯下练习打草鞋，直到打好两双后，才将草鞋放在桌子上去睡觉。第二天早上，战士们在厅堂的桌子上发现了草鞋，见到底板扁平，鼻圈软和，就夸房东的手艺高。谢慈俚说，这不是我打的，是毛委员打的。战士们感动了，都学着打草鞋。

有一次，康克清开完会和几位女战士回住地，在路上偶然碰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边走边与她们聊了起来。

毛泽东问康克清：“听口音，你也是江西老表哟？”

康克清笑着回答：“报告毛委员，我是万安县人。”

“哦，你是万安县来的。你们万安县赤卫队很不简单呢，杀得地主老财抱头鼠窜。”毛泽东对万安赤卫队显然很熟悉。

“是的，我也是赤卫队队员。”康克清语气中含着骄傲。

“你为什么要当红军？”毛泽东又问道。

“家里很穷，我一生下来父母不要我，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后来成了人家的望郎媳，再后来成了养女。养父家里也穷，常常受地主老财欺负。我不当红军就没有活路了。”说到这里，康克清有些激动。

听完康克清的介绍，毛泽东开起了玩笑：“啊，我可比不上你呀！你有两个父亲，我可只有一个父亲！”一句话逗得一旁的女战士们都笑了。

毛泽东接着说：“把你送给人家，不是你生父母不要你。他们被官府、豪绅、地主剥削压榨，穷得没法子。这不能怪他们。你生父母和养父母都是一样的穷人，他们穷是旧社会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革命，要推翻万恶的旧社会，建立工农政权，使劳苦大众得到解放，使我们的后代不再受苦。”

康克清永远记得在井冈山上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几十年后，她回忆说：“当时，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他短短一席话，帮我开了窍，把过去不明白的事情和道理点明了，使我认清了自己两个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志向。”

1928年冬，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红4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率领下，主动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和敌人打起了游击。

康克清身穿打满补丁的衣裳，脚蹬草鞋，扛着一支“汉阳造”，背着挎包、米袋和子弹袋，跟随部队行进在崎岖的山道上，比起男战士毫不逊色。到了宿营地，康克清拿着纸糊的喇叭，提着一捆捆宣传标语，走村串户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从不叫苦叫累。

一天，部队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康克清看到贺子珍在向她招手。于是，她大步走过去。贺子珍指指身旁，让康克清坐下来。“妹子，你是哪里人？”贺子珍关切地问道。“万安罗塘湾的。”康克清答道。“啊，想起来了，”贺子珍说，“是不是陈毅同志带人到那里去跟他出来的？”“对对对！”康克清连声说，“你那次也去了吗？”贺子珍摇摇头：“那次我没去，毛委员让我留在永新，帮助县委的同志守住这里。所以，直到他们回到井冈山，我才离开永新。”

贺子珍又问道：“你上过学没有？”康克清摇摇头：“没有，家里穷，又是女孩。”贺子珍叹了口气：“是呀！穷人受苦，咱们妇女更苦，只有起来革命，自己救自己，妇女才能得到解放。”

正在这时，毛泽东走了过来，边走边说：“你们谈得好热烈呀！”贺子珍站起来向毛泽东介绍康克清的情况，毛泽东高兴地握着康克清的手说：“好啊！革命的女将！”接着，他又说：“那次你们万安上井冈山的是80人，我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还写上了。”

1931年，康克清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她在江西瑞金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至1936年10月，她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历尽艰辛。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1937年，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股长、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名誉主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康克清历任全国妇联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是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六、七届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1992年4月22日12时04分，康克清逝世，享年81岁。

毛泽东风趣地说：“不用问，我知道你是谁了，何宝珍，没错吧”

何宝珍，1902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道县。又名葆珍、葆贞、葆真，曾化名王芬芳。1914年入道县女子小学读书，1918年考取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三师”）。

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受邀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的衡阳青年作报告。早饭后，何宝珍和同学吴诗羽来到江边，作为女三师学生代表迎接毛泽东。此时，黄静源和蒋光云作为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三师”）学生代表也早早来到这里。

很快，江面上摇来一只木船，两名男青年站在船头。她们从同学们口中得知，站在船头的青年正是毛泽东，在他身边的是湖南三师外语老师张秋人。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润之吗？看上去像个无政府主义者嘛！”吴诗羽悄悄地对身边的何宝珍说。“别瞎说，你还是看看《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吧，无政府主义者能写出那样地道的文章来？！”何宝珍反驳道。

船很快靠岸，毛泽东与张秋人走上码头。蒋光云和黄静源马上迎上去，毛泽东与他们握手。与吴诗羽握手时，毛泽东感到似曾相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握着吴诗羽的手问。“润之先生，我是女三师的学生，叫吴诗羽，你编的《湘江评论》我们是每期必读啊！”“呵，有点印象，你好像给我们投过稿！”

说罢，毛泽东转向何宝珍，握着她的手说：“这位同学我认不得了，还是自报家门吧！”“对不起，你不认得我，我也未必认得你，你先自报家门吧！”何宝珍抽回手，恭敬而又客气地说道。

毛泽东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好嘛，何言女子无英气，敢叫须眉矮三分！”他接着又说：“本人姓毛，名润之，湖南湘潭人氏。”说罢再次与何宝珍握手。他风趣地说：“不用问，我知道你是谁了，何宝珍，没错吧？一个辣妹子，一个好厉害的辣妹子哟！你的同学没少夸你呢！”

何宝珍陪在毛泽东身边，朝校园走去。何宝珍边走边说：“其实，我去年就听过先生的演讲，先生的文章我就更熟悉了。”

毛泽东哈哈笑道：“是吗？这么说我们可是老朋友了，下次可不敢忘了你了！”说罢，一行人快步朝女三师走去。

在女三师的操场上，临时搭建了一个讲台，讲台上立着一块黑板。讲台的前面拉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毛润之先生”一行字，各个学校的学生齐聚在讲台前，静静地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在焦急的企盼中，毛泽东在教务主任刘贯之和张秋人的陪同下走上讲台。

“毛润之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青年政治家。去年7月，润之先生曾受我校及衡阳学子的热情邀请，由夏明翰君陪同，就在这风雨操场上，为大家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精彩的讲演。今天，我们再次有幸请到毛润之先生，应该说这是衡阳的缘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润之先生讲演。”刘贯之开场介绍说。

即刻，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微笑着走向前台，向大家抱拳致敬，接着打了一个手势示意掌声停下。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了4个大字：“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台下吴诗羽问身旁的何宝珍。

“大概是一种信仰，一种社会制度吧！毛先生正在讲着，你好好注意听！”何宝珍回答道。

毛泽东的讲演传神而精彩，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3个小时过去，讲演才结束。

送走毛泽东，何宝珍回到宿舍，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她想得最多的，还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平等、自由、幸福，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卷，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啊！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哪怕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也值得！

1922年初，何宝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被分配到安源工作，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任教员兼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4月，与刘少奇结成革命伴侣。1925年5月，何宝珍随刘少奇去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1926年2月，随同刘少奇到广州全国总工会工作。1926年10月，她与刘少奇一同到武汉，曾任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部长。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根据党的决定，何宝珍带着小儿子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1933年3月，她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被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1934年秋，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对其革命的一生，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赞语：“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毛泽东认真地说：“文秋同志，我们是老朋友喽”

张文秋，乳名张前珍，学名张国兰，曾用名李丽娟、张双喜、陈盂君、张一萍等。1903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青树岭村谢家湾。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参加了湖北女师学潮，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月，张文秋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后受恽代英委派，潜回家乡京山开展党团工作。张文秋同袁传鉴、刘淑珍等3人一起创建了京山县党支部。他们工作成绩斐然，使京山成为当时湖北省开展革命运动的七个先进县之一。当时的《民国日报》报道说：“京山农民自着手组织以来，为时不过月余，而成绩显著。京山总共6个区，74个乡，共有农民会员六万四千多人。”考虑到时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气焰愈来愈嚣张，党组织决定派她到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城市武汉购买枪支弹药武装工农。

购枪一事最终受阻，张文秋便决定留在武汉学习。在武汉学习和工作期间，她结识了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李求实等人。

其间，张文秋到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董必武家中，汇报了购枪中遇到的问题。董必武马上表态支持，说：“革命没有武装，难以取得最后胜利。京山县的同志首先觉悟到这一点，很难得！”董必武当即出面帮助她在汉阳兵工厂订造了100支枪。从董老处出来后，张文秋又去看望当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在那里，她结识了刘谦初。

刘谦初，山东省平度县人，生于1897年，先就读于山东齐鲁大学，后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国民革命兴起时，他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部宣传队的总教官兼军办《血路》周刊副主编。

张文秋和刘谦初尽管初次相识，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远大抱负，使他们感到志同道合，情趣相宜，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1927年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推邓演达为宣传部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部长，澎湃为秘书长。由于邓演达肩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重任，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落在了毛泽东身上。

此前的4月4日，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百余人到场祝贺，希望农讲所学员“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开学时，来自17个省的学员共有739人。

张文秋和刘谦初结伴参加了开学典礼。会后，他俩都觉得有许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工农要不要组织武装等问题，需要向毛泽东请教，于是决定去毛泽东家中拜访。

刘谦初持第11军政治部介绍信，叩响了武昌督府堤41号毛泽东的家门。毛泽东热情地欢迎张文秋和刘谦初，请他们在客厅里落座。

张文秋一直对毛泽东十分敬仰，虽是初次相识，但毛泽东的爽朗使她一点儿也不感到怯生和拘谨。想到围绕购枪引发的争论，受到的非难和购枪的不易，她不禁快言快语地问道：“毛泽东同志，中央不是一直重视农民运动吗？为什么又不让农民购枪，反对我们武装农民？”

“好，问得好！这说明你看问题很尖锐，”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共产党的党员，我可以跟你们说，那不是党的主张，那是陈独秀个人的主张。他的右倾思想和家长制作风，已经到了我们不能不反对的地步了。”

从毛泽东的家里告别出来，张文秋和刘谦初两人仍很兴奋，觉得今天过得很有意义，很有收获。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张文秋先后担任湖北京山县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县总工会秘书及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鄂豫边区宣传部部长，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全国第五次劳动代表大会办公厅主任等职。1932年2月起，先后在上海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情报部做国际情报工作，在江苏省委组织部、上海浦东区委做机要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后在延安抗属学校和鲁迅小学担任文化教员，后担任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政治处民运股股长兼《生活星期刊》主编，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后方留守处主任、党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延安联防军政治部后方学校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组织科科长、干部科科长兼党支部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文秋先后任中国银行总行人事室副主任，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1982年9月离职休养。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其大女儿刘思齐嫁予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二女儿邵华嫁予毛泽东次子毛岸青。2002年7月11日21时，张文秋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