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刻进贺子珍生命与骨血的印记

长征，在贺子珍的肉体和心灵上都留下了太深重的印记，直至她长眠八宝山，这些印记也未曾磨灭。

她的革命征途，应当说是从井冈山开始的。

贺子珍参加了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的进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瑞金建立后，贺子珍担任中革军委机要秘书，后在毛泽东身边从事秘书工作，日夜处理大量电报、文件、报刊、书籍，同时悉心照料毛泽东的生活。此外，她还主动协助中央苏区政府直属党支部，开展扩大红军、动员妇女等群众工作。瑞金军民亲切地尊称她“贺大姐”。这是贺子珍同志对革命的重要贡献，也是她人生价值的生动体现。

有些文章，包括作者早年撰写的书稿，曾将贺子珍描写为“双枪女将”。这一说法源于当地群众口头传说与文艺创作。经多方调查核实，多位革命大姐证实，贺子珍并非“双枪女将”，也不是军事指挥员。她是一名坚定的女战士，即便不会使用双枪，也丝毫无损她巾帼英雄的形象——历经井冈山斗争与长征洗礼的女战士，无论是否亲临战阵，都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

1934年10月18日，贺子珍辞别亲人、忍痛别离幼子，从瑞金云石山出发，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因怀有身孕、身体虚弱，她被编入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作为休养员随队行动，与二十多位女红军及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一同行军。组织为照顾她，曾配给一匹骡子，但她很少骑乘，常把骡子让给伤病员，自己咬牙徒步跟进。抵达宿营地后，其他同志休息时，贺子珍稍作喘息便投入工作：为民夫烧水做饭、打水洗脚；民夫休息后，她与战友轮流站岗放哨；忙完这一切，就把皮包垫在膝头，为毛泽东抄写材料、整理文件，或缝补衣物。

行军途中，她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一次生病，总卫生部医生要为她开药，她坚决谢绝——当时药品极度紧缺，伤病员数量众多，她恳请医生把药品留给更需要的伤病员。粮食紧张时，她把仅存的一碗炒米让给伤病员，自己靠草根、树皮充饥，有时甚至忍饥挨饿。过草地时，部队全面断粮，休养连带的干粮早已吃光。组织考虑到她的身体，分给她一点酥油，她一口未吃，全切成小块送给同行的女战士。

贺子珍十分尊敬、悉心照料休养连的老同志，有食物总是先让老同志多吃。部队抵达毛儿盖时，粮食断绝，只能以野菜、青稞充饥。前方部队在深山猎获一头牦牛，送给中央纵队领导同志。毛泽东吩咐将牛皮剥下煮野菜，把肉分给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与伤病员。休养连为照顾重伤且怀有身孕的贺子珍，特意多分给她一二斤肉。她得知后心中不安，认为老同志更应多分，自己年轻应当少吃，并把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赞赏，叮嘱务必给老同志增配一些肉。直到司务长把中央纵队仅存的一点肉补给老同志，贺子珍才安心。解放后，一同随干部休养连长征的谢觉哉，还多次提起这件事，称赞贺子珍的高尚品格与革命情操。

为照顾休养连老同志健康，上级曾派几名警卫战士编入连队。贺子珍对年轻战士关怀备至：行军中为他们缝补衣服、制作军鞋，讲述井冈山与瑞金的革命故事，鼓励他们战胜困难；见他们都是共青团员，便以“贺大姐”的身份常与他们谈心，关心他们的思想进步。

一次，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问贺子珍：“贺大姐，这么艰苦的行军，我们男同志都觉得吃不消，怎么一点看不出您觉得苦呢？”

贺子珍意味深长地说：“小吴，长征中行军作战确实困难重重，眼下条件也十分艰苦。但我们只要想到革命，想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眼前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今天流血流汗、攻坚克难，靠着坚强意志、革命信念和铁的组织纪律凝聚成的钢铁集体，一定能完成北上抗日的重任。我们吃苦，是为了赢得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子孙后代造福！吴吉清同志，我们今天吃点苦，不正是为了这个光明的未来吗？”

贺子珍与邓颖超一起，培养、介绍吴吉清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还十分关心年轻战士的文化学习。吴吉清、陈昌奉参军时目不识丁，连邮局的作用都不清楚，更不会写信，是贺子珍手把手教他们认字。吴吉清、陈昌奉后来回忆，他们的文化知识，是毛泽东、贺子珍一点一滴教出来的。

长征途中，贺子珍时常牵挂着毛泽东。毛泽东指挥部队走在前列，她随干部休养连殿后，两人见面机会很少。偶尔相遇，她便放弃休息，抓紧为毛泽东拆洗缝补衣物、整理抄写文件。哪怕弄到一点好吃的，自己只尝几口，就小心收好、装进饭袋，送给毛泽东。

一次，她怕毛泽东吃不饱，悄悄把自己碗里的饭菜拨到他碗中。毛泽东正埋头看文件，心不在焉地扒饭，没留意贺子珍的动作，见碗里总也吃不完，疑惑地抬头问：“子珍，我的碗怎么会越吃饭越多？哪里变出来的？”

贺子珍只是笑而不语。

长征路上，毛泽东戎马倥偬，一有空闲就手不释卷。一天突降大雨，他随身的小被包被雨水淋湿，贺子珍生火为他烘烤。临出门为毛泽东找食物时，她叮嘱：“润之，你照看一下烘着的毯子，我出去一下。”

毛泽东随口应着，目光始终不离书本，根本没听清叮嘱。

不一会儿，贺子珍端着一碗饭进屋，立刻闻到一股焦糊味。抬头一看，满屋浓烟，毯子已被烧出一个洞。她又好气又好笑：“哎呀，毯子都烧着了，你真是……”

毛泽东这才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后来，毛泽东就盖着这条开了“天窗”的毯子，挡风御寒，一直到抵达延安。

1935年4月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抵达贵州盘县猪场（今兴义威舍镇）五里牌。距离宿营地仅剩十多里，战士们疲惫不堪，连长侯政见太阳落山，估计敌机不会再来，便下令就地休息，派人寻找宿营房屋。

突然，一架敌机掠过山谷飞至头顶。连长与指导员赶忙保护老同志与生病的女同志。靠在高坎旁休息的贺子珍立刻起身，招呼大家分散隐蔽。

敌机向休养连隐蔽处俯冲扫射，随即投下炸弹。高坎被炸得泥土飞溅，气浪与烟尘将贺子珍吞没。片刻后，她摇摇晃晃站起，晃了几晃便重重倒地。警卫员吴吉清冲上前，只见贺子珍遍体鳞伤，鲜血从头、身、腿流出，浸透军装，满身硝烟尘土，昏迷在血污中。

吴吉清颤抖着背起昏迷的贺子珍，四处寻找担架。

敌机飞走后，红军干部战士纷纷围拢过来。担架上的贺子珍脸色惨白，鲜血渗透军装。吴吉清策马赶往总卫生部，请来了李治医生。经仔细检查，贺子珍头部、上身、四肢共17处被弹片击中，血流不止；一块弹片从右背部划至右胳膊，撕开一道长长的伤口。当时没有麻醉药，李治医生先为她注射止血针、服用止痛片，几名同志按住贺子珍，用镊子将弹片逐一取出，嵌得较深的弹片无法取出，终身留在体内。医生用碘酒、纱布为她简单包扎，此后每天宿营，都为她更换纱布；没有热水，就用冷水清洗伤口，再换新纱布，连消炎药粉都没有。

贺子珍从昏迷中醒来，部队即将出发。她深知自己伤势严重，长期无法行走，必须要人抬运，而休养连担架、马匹极少，老同志与伤病员众多，继续随军会拖累部队，便主动向组织请求：把自己寄放在当地群众家中。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得知后十分焦急，认为把贺子珍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敌情严峻，凶多吉少，立刻找到毛泽民，请他把贺子珍的伤势与意愿转告毛泽东，由毛泽东定夺。

毛泽民闻讯后立即赶到休养连驻地，与钱希均在担架旁含泪呼唤“大嫂”。同志们也围过来，轻声呼唤：“贺大姐！”

贺子珍缓缓睁开眼睛，望着毛泽民与钱希均，缓慢而坚定地说：“泽民弟、希均妹，我大概不能和你们一道走了。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不要拖累大家，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毛泽民安慰她：“大嫂，我们已经电告大哥。部队很快就要出发，请你放心，只要我们在，一定把你带走！”

此时，毛泽东已随总部抵达前方宿营地，相距十余里。接到毛泽民报告后，他立即带着警卫员，提着两盏马灯连夜赶来。

毛泽东俯身轻抚贺子珍微弱的脉搏，轻声问：“子珍，怎么样？”

贺子珍被熟悉的声音唤醒，激动不已，温柔地望着毛泽东，声音微弱沙哑：“润之，把我留下，你们走吧！”

毛泽东深受触动，只坚定地说：“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随即转过身去。

贺子珍再次昏迷。傅连暲医生为她诊脉后，对医护人员作了交代。毛泽东指示全力抢救，并斩钉截铁地对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

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班长丁良祥派去抬运贺子珍，还将自己带布篷的担架让给她。丁良祥等四人轮流抬着她，吴吉清随行照料。行军三天，部队抵达贵州盘县与云南富源交界的山下，时值黄昏。伤口剧痛让贺子珍满头冷汗，她以惊人毅力强忍，始终没有呻吟一声，只是紧咬嘴唇，甚至把嘴唇咬破。吴吉清、丁良祥劝她：“贺大姐，痛得厉害就喊两声，能好受点。”

但贺子珍始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常因剧痛昏迷过去。

休养连同志见担架员太累，也轮流抬运；遇到担架无法通行的陡坡，女战友们就背着她前行。伤势稍有好转，贺子珍便坚决不肯再让战友抬着。

贺子珍在长征途中生育过一个孩子，又在猪场身负重伤，留下十余处伤疤，多块弹片终身未取出，直至骨灰之中。她所承受的苦难难以想象。可她的精神状态始终昂扬，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回忆：“她总是笑，见面先笑，讲话带笑。很能体贴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处处体谅我们的难处，始终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协助我们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