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主政东江

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取得胜利后，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的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主持惠州、潮州、梅县等25个县的行政工作。1926年2月1日，周恩来正式就职，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主持地方政权的领导人。

彼时的东江地区，长期受军阀割据统治，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周恩来明确施政方向，统筹推进东江地区的政权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就职当日，周恩来即在汕头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明确指出革命斗争的目标和任务，并号召各界人士支持“教育、实业、水利、交通”等领域的建设。次日，周恩来又在就职通电中清晰阐述其行政方针：既要“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又要“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

在施政纲领的指导下，周恩来开全国之先河，组织召开东江各属行政大会，推动政府与人民共同商议东江地区建设事宜。此次会议于1926年2月22日至3月3日举行，参会人员包括所属各县（市）长、教育局局长以及工、农、商、学、妇等人民团体代表95人，另有特邀代表24人。会议秉持民主议事原则，广泛征集各界意见。据统计，会议共收到提案及计划书297件，报告书及调查表254件。经讨论，会议通过了商务、财政、妇女、教育及组织人民自卫军等93件议案。会议决定“推行修筑省路公债，治河，安设电话，疏浚海口，拆城，造林；商务方面，决定划一度量衡，收回土毫（按：指当地流行的一种地方性货币），禁绝私运铜币进口，提倡国货，多设商场、商品陈列所，减轻出口税”等，以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此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宣告了东江地区旧式议会制度的终结，还为中国共产党在地方与全国层面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早期实践经验。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中曾撰文赞扬此次会议，称其为“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之第一步”，是“政府与人民合作之先声”。

此外，为巩固革命基础，周恩来在东江地区领导开展了打击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禁绝烟赌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斗争。针对东江地区买官卖官风气盛行、吏治腐败的局面，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查办卖官营私的普宁县县长方芝庭、饶平县县长陈无那等官员，将“玩法失职”的惠阳县县长罗伟疆撤职。对此，汕头报刊曾发表《究办卖官》一文，高度评价周恩来改革吏治、为人民兴利除弊的做法，称其“给利令智昏的贪官们以巨大惩创”。

在经济民生方面，周恩来积极推动废除各类苛捐杂税。他在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上促成通过禁止额外苛收及需索陋规、严禁驻防军队自由向地方人民团体借款等相关提案，有效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针对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鸦片和赌博问题，周恩来颁布禁绝令，严厉打击鸦片走私和赌博活动。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剿除匪患、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等举措，重建了东江地区的社会秩序。

周恩来高度重视工农阶级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将保护和发展工农运动作为主政期间的重要任务，既巩固工农运动的组织基础，又积极支持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在组织建设方面，周恩来着力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组织体系。他推动成立广东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并委任杨石魂筹备组织汕头总工会，整顿工会组织。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各类工农运动人员讲习所，为东江地区的工农运动培养骨干力量。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周恩来始终站在广大工农群众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诉求。针对东江地区工人面临的严峻经济困境，他积极鼓励工人群众通过罢工这一有力手段，争取合理薪酬以改善生活。1926年2月，国内局势风云变幻，周恩来密切关注社会动态，全力声援声势浩大的省港罢工斗争。他专门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言辞恳切且充满力量，表示“愿作诸君后盾，坚持到底，以争最后之胜利”，并明确拥护其罢工条例及复工条件，为罢工斗争注入强大动力。

对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周恩来同样提供了直接支持。1926年初，普宁农民与地主集团发生冲突时，周恩来坚决声援普宁农民的反抗斗争，派遣富有农民运动经验的彭湃亲赴当地协调处理，最终协助农会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此外，在他的推动下，东江许多地方建立起农民自卫军、农军等武装组织，农民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周恩来于3月中旬辞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职务，奉命返回广州。周恩来主政东江时期的开创性实践和卓著成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建设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在此期间，他推行的一系列整治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东江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并为维护东江地区社会稳定、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周恩来主政东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行政工作的重要探索实践。他以“扶助人民求得幸福、实现党纲政策”为施政宗旨，开创了人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先河。在此期间，他着力推进东江地区治理，积极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促进当地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革，展现出早期共产党人卓越的治国理政能力。这段执政实践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及全国范围内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其蕴含的革新精神与执政理念，对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