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民主堡垒”

贵州地处抗战大后方，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通过公开的或秘密的渠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展抗日进步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文军长征”，于1940年初抵达遵义、湄潭，这是浙大辗转中第四次迁校。直至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5月起陆续回迁杭州，在贵州办学近7年时间。此时的浙大，众多知名学者云集，广大师生十分珍惜这相对安定的时间，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习、研究，科学研究氛围浓厚，成果卓著。

在坚持教学科研的同时，浙大师生在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严密监视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成为皖南事变后，在贵州进行公开大规模抗日救亡活动的一支生力军。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使浙大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

浙大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1942年夏以前，基干组织是马列主义小组。其前身拓荒社是浙大校内的一个进步学生组织，1940年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联系点。小组先后发展成员44人，先后有3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小组虽不是党组织，但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活动。

1942年4月，李晨等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来到遵义，与先期入校的中共党员吕东明等建立了党在浙大的活动“据点”，团结浙大进步学生，充分利用浙大各进步团体如“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大家唱歌咏队”“回声歌咏队”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马列主义小组和“据点”依靠学生自治会和各社团，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爱国活动，影响较大的有“倒孔”运动、劳军运动、发表《国是宣言》、倡议筹组全国学联等。

开展“倒孔”运动

1941年12月，日本进攻香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置大批流落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于不顾，用专机将其家属携大批行李，甚至洋狗撤离香港。1942年1月16日，浙江大学在遵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倒孔”运动，掀起了遵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又一高潮。浙大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中国财阀孔祥熙”等口号，并在街头书写了“要穿便衣，打倒孔祥熙”等标语，校长竺可桢为使学生免遭不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走在队伍前列。这次示威，显示了浙大进步师生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及高压政策进行坚决的反对和强有力的抵制，从而鼓舞了遵义人民的斗志，引起了各界各阶层的共鸣，许多中学生及群众自发地加入游行队伍。

“倒孔”运动发生在被国民党称为“模范省”的贵州，在全国震动很大。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浙大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社员王蕙和进步学生陈海鸣。经竺可桢多方设法营救，王蕙和陈海鸣获释，而何友谅不幸于1943年被国民党杀害。此后，浙大学生运动并未被扑灭，学生自治会主办的《生活壁报》还在坚持斗争。特别是浙大中共地下“据点”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工作。

组织浙大战地服务团和开展劳军运动

在日寇进犯桂黔时，国民政府从河南调第十三军开赴黔南抗日，1944年11月途经遵义。为挽救民族危亡、鼓舞抗日士气，浙大学生自治会发动了大规模的劳军运动，几乎所有浙大师生都参加了。学生们连续几天从黎明到傍晚，前往遵义城区各处，向过境部队赠送食物、草鞋、毛巾等慰问品。在浙大师生的影响带动下，遵义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广大市民也踊跃参加了劳军捐献，形成全城劳军热潮。

不久，浙大学生自治会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开展了战地救护、战地服务、歌咏练习、剧目排练等战地服务训练，还创作了《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团歌》。1945年1月13日的欢送茶话会上，竺可桢向战地服务团授旗，团旗缀有“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和浙大校徽。战地服务团原定1月15日正式出发，因国民党军队拖延，1月20日下午才离开遵义，前往青岩和摆金等地。因国民党当局故意阻挠，劳军运动遭到冷遇，服务团主要精力用于宣传民众。他们办起儿童与妇女识字班和军民合作站，召开士绅座谈会，还在春节举行“军民合作周”活动，为民众写春联，印春帖，并慰问抗日将士家属。

倡议筹组全国学联

浙大学生首先倡议筹组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1945年4月17日，浙大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全国学联促进委员会”，联合当时大后方的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为全国学联的发起者。4月20日，起草并通过了全国学联组织大纲。6月1日，浙大学生倡议并联合西南联大等校发起筹组全国学联的消息，在重庆出版的《中国学生导报》第8期头版头条作了报道，引起大后方各高等院校的重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到遵义，浙大师生和遵义人民一道，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活动，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浙大进步学生发出了“不要内战，制止内战”的正义呼声，推动了贵州“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民主运动的发展。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浙江大学不仅为国家教育、文化、科技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还促进了贵州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不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