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和卓越实践者，他是最早提出和阐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领导人之一。为促成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从1922年到1924年，李大钊南北奔波，三赴上海、二下广州，参与了国共合作政策的制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经验。

启蒙民众，酝酿并形成其统战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没有意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当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而李大钊的统一战线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便已经开始萌芽，他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深刻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并号召全国师生联合起来，同时也希望拓展成各行各业的大联合。为此，1919年12月，李大钊在《新生活》第19期发表《大联合》一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民众大联合”主张，明确指出“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又有大联合”，这是寻求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种新认识。1920年1月15日，李大钊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了《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指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树）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希望全社会建立起横的组织，形成民众的自治联合。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在《“五一”MayDay运动史》中赞许民众联合的力量，指出五一纪念日是劳工联合组织对雇主的胜利。同年8月，李大钊又撰写了《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望大家愤（奋）起，把已有的职业团体改造起来，没有团体的职业也该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

这一时期，李大钊的一系列论著，强调了中国社会大变革中民众势力联合的重要性，反映出他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为后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形成作出贡献。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李大钊迅速理解和接受，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认识到了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建立和依靠一个广泛的代表性的联合战线。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联合吴佩孚的政策。作为中共建党初期与苏俄、共产国际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主要领袖之一，李大钊成了“联吴”政策的最主要参与者。虽然由于吴佩孚的军阀本质所致，联合未能成功，但在中共统战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联合革命党派，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强调“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李大钊的统战思想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在中共二大召开前，李大钊已经公开倡导联合战线。1922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和刘仁静等向少年中国学会提交的《北京同人提案》指出，共产党与国民党“要客观地考查（察）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李大钊虽未参加中共二大，但其统战思想与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无疑是一致的，深化了中共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基本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统一战线思想中的革命的对象、革命力量、统一战线的范围等。

践行联合，推动国共进行第一次合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带来了联合孙中山的政策。在李大钊的安排下，12月，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22年初，马林向中共中央建议，“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实行利用左翼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马林的建议并未被中共高层领导接受，但李大钊在与马林多次沟通后，他逐渐认可并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成为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建立联系的桥梁。1922年3月，经李大钊介绍，马林到广州与孙中山会谈，商讨关于中国民主革命联合战线问题，孙中山拒绝党外联合，只接受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这是统一战线的初步实践，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良好开端。

为进一步研究合作形式问题，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伊始，面对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党内意见分歧严重。大多数领导人担忧中共丧失独立性，坚决反对；马林则强调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应通过加入来改造。

在此僵局下，李大钊提出新建议：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负责人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他分析指出，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先驱，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拒绝党外联合；而国民党组织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多年仍自行其是，足见共产党员加入不会受约束。这种立足现实的分析，既坚持了党内合作的前提，又回应了孙中山拒绝党外合作的立场，成功化解了争论，让与会者心服口服。同时，他同意陈独秀提出的“取消国民党入党打手模和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原有办法”，强调“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后应保持自身独立性，继续在工人中建立活动和组织中心，平衡了各方诉求。

西湖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中共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一决定使中共的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李大钊的深刻分析和耐心说服成为会议成功的关键。

奔走南北，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2年西湖会议后，李大钊肩负党的重托，踏上推动国共合作的征程。彼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避居上海，寻求革命新路，李大钊的到访如雪中送炭。一周内他们多次长谈，畅聊“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策，孙中山从李大钊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真诚、活力与能力，更意识到国民党急需新鲜血液提振精神，两人就此结下深厚革命友谊。在孙中山介绍下，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最早一批跨党合作的践行者。

1923年1月，在李大钊等人联络下，苏联代表越飞抵达上海与孙中山会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确立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推动国共合作的发展。

同年6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在会上，李大钊认为共产党一面要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利用统一战线的组织来发展工农运动，壮大力量；一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会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共在思想、组织、政治上的独立性。

1923年10月，李大钊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参与研究改组工作、草拟党纲章程。11月，他协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筹备，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做好准备。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与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事实上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是中共实践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

国共合作的推进中，李大钊始终坚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原则，既坚定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又积极推动合作大局。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成为北方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北方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短时间内让国民党党员从不足百人增至1.4万余人，将北方国民党改造为深入基层民众、联合基层民众开展革命运动的政党，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群体中，推动了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组织各界人士30多万人参加追悼会，一方面促进了民众的反帝反军阀思想的发展，团结了各界民众，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宣传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使国共合作的思想深入人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事业的先驱，他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号召各阶层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并为推动国共合作南北奔走。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思想与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开拓、守正创新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