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勇双全破困局 运筹帷幄谋团结——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以笔为剑力挽狂澜

1940年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强令中共所属驻苏南、皖南之新四军渡长江北上。1941年1月，蒋介石指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调集7个师1个旅8万余人，在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统一指挥下，于1月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包围袭击奉令北移之皖南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部队，9000余名新四军战士与敌寇苦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以诗控冤展开舆论反击

1941年1月7日，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转来新四军奉命北移途中被围告急电，愤慨万分。他立即向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11日，周恩来在参加新华日报社创刊3周年庆祝活动时，突然接到中共南方局机要员转来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被围困、袭击的急电，即在会上宣布皖南事变情况，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此时，饭厅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周恩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

1941年1月17日夜，周恩来在红岩村办公室为皖南事变题词。

11日晚，周恩来召开中共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皖南事变后的形势与斗争的方针，要求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17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和发言人谈话，污蔑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周恩来当即致电何应钦，怒责道：“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此时，国民党在大后方推行新闻检查制度，报纸稿件都需事先经过审查，《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的稿件被扣压，周恩来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与“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替换被扣压的稿件在《新华日报》刊发，向全国人民揭露皖南事变真相。18日清晨，在其他各报发行前，刊登周恩来题词的报纸率先送到读者手中，当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市面出现印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报纸时，大批报纸早已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全城，轰动了整个重庆，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后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1941年3月10日，《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关于严查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宣传品发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训令》。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1941年3月10日，《新华日报（增刊）》刊发《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18日晚，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澄清其对新四军的污蔑，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周恩来领导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及相关人员突击撰写了6000余字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从8个方面驳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7日通令和发言人谈话谬论，经其审定修改后以传单方式赶印，迅速传送至中外各界人士、民众及国民党军政要员手中，并邮寄给欧美、东南亚各国朋友和侨胞，推动皖南事变真相迅速扩散传播。1月底，周恩来致信美国朋友斯特朗，请她将月前带出的皖南事变相关材料在美国公布，斯特朗、卡尔逊等将材料刊发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上，引起美国方面的关注。2月1日，周恩来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长谈，向他披露皖南事变真相。27日，周恩来会见在陈纳德航空队任职的罗伯特·华伦·巴尼特，向他揭露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等情况。皖南事变真相突破了国民党顽固派构建的舆论封锁，得以昭告天下。

多方斡旋争取外交制衡

周恩来积极向外国政府传达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1月14日，他和叶剑英同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商谈，就新四军北上交换意见，并积极争取崔可夫对中共主张的支持。2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坚决谴责国民党政府制造的皖南事变。2月9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崔可夫关于国共矛盾的处理意见，斯大林和苏联要求国共团结抗战，明确中共可向国民党要求补给苏联接济的军火。而崔可夫在会见何应钦、白崇禧时暗示性指出，如果国民党再进攻中共军队，挑起内战，苏联将停止对华援助，“因为苏联人民和红军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军队不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开始相互残杀”。

2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其提供若干材料揭露蒋介石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事实，并说明蒋介石若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周恩来以国共团结抗战有利于维护美国在远东、亚洲等地利益说服居里，推动其在公正立场上看待与处理国共矛盾。美国政府接到居里报告后向蒋介石申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

周恩来还安排王安娜、龚澎等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与外交官，告知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事件。王安娜将皖南事变真相转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请周恩来到其家中了解事变详情并转报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在收到卡尔的报告后告诫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并以内战危险未消除为借口，暂缓开通滇缅公路。

苏、美、英等作为中国战时盟国，不愿中国发生内战以削弱抗日力量，故对蒋介石施压，迫使其放弃军事“剿共”计划。

凝心聚力发起政治反攻

皖南事变后，身处战时首都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频遭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甚至连送报的车夫、报童等也频遭宪兵队阻拦。1941年1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日发出指示，要求“干部迅速撤退，恩来、剑英、必武、颖超等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周恩来不惧危险坚持战斗，一边疏散南方局、新华日报社等同志，一边向中央表示留渝作坚决斗争。

1月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十二条办法即：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现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1月底，面对蒋介石希望恢复两党和谈，许诺江南新四军北上归入八路军扩充编制等条件下，周恩来坚决表示“不实行十二条，无谈判可能”，坚决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压迫，多次向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叶挺。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也加剧了国内民主力量和中间派人士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周恩来广泛接触民主人士和中间派，因势利导，让皖南事变的真相为其所知，推动他们转变政治立场，使争取民主、团结抗战、反对内战成为民主人士和中间派的共识，汇聚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独裁专制、破坏抗战的磅礴之力。2月6日，周恩来赴特园看望冯玉祥，双方交换关于时局的意见，周恩来阐明中共在皖南事变中的坚定立场。10日，周恩来在玉皇观同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等商量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时，动员民主人士与中共共同团结抗战、反对内战，共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行为。事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采纳黄炎培、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议，主张以中共7名参政员的名义将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到国民参政会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建议得到中央赞同。18日，周恩来将中共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至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处，公函申明在中共所提十二条处置办法“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此后，周恩来围绕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十二条处置办法落实等多次与国民党展开会谈。3月10日，《新华日报（增刊）》刊发《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让民众了解中共7名参政员不出席原因，让他们进一步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专制独裁本质。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的坚决斗争，不仅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军事“围剿”，解除了国民党顽固派借皖南事变对中共构建的“政治困局”，而且培育发展壮大了国内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中间力量，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1941年2月14日致电周恩来时所说：“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蒋介石）是进攻的，我（中国共产党）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而周恩来正是促成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