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李大钊和毛泽东的交往

李大钊和毛泽东的交往，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重要的思想传承。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是许多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以深邃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在毛泽东探索救国道路的途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引导和启发，扮演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角色，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引导他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引路北大：李大钊为毛泽东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

1918年8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他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正与蔡和森等人组织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但他本人并不想去欧洲。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坦言：“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最初的对外联络机构设在北京大学，这使毛泽东得以进入当时这一中国新思潮的汇聚中心。然而，要在北京生活，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

据北京大学档案中所存的当时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2月，先后签收了3个整月的工资，月薪8元。收入虽微薄，但可以让毛泽东在北京暂时安顿下来，更为关键的是，这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知识天地与先进思想世界的大门。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接触到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包括“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登记到馆阅报的人的姓名”等，这使他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也有了直接接触李大钊的机会。

在北大，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给毛泽东交代了工作任务，也开始了二人的师生缘分。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情赞扬十月革命，提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给正在寻求救国之策的热血青年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并在其指导下，阅读这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文章，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各种新思潮研讨活动。

工作之余，毛泽东可以在北大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这期间，毛泽东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还同北大学生朱谦之谈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毛泽东还加入了学术团体，最先加入的是“新闻研究会”（后改名“新闻学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以及李大钊等人的讲演。此外，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学习研究东西方哲学著作。

毛泽东广泛结识活跃在北大的著名人物，通过讲座、讨论、交流，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但无疑李大钊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3月中旬，因母亲病重，毛泽东离京返湘。

授业铸魂：李大钊为毛泽东提供了研究共产主义文献的条件

1919年12月18日，时隔9个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驱逐张敬尧）请愿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到1920年4月离开，除了组织领导驱张运动外，他与李大钊有了更多接触。

刚到不久，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

这一时期，李大钊正积极系统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广泛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书籍，举办座谈会、讨论会、讲演会以及组织翻译、出版等工作。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在1990年3月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

当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中译本更为罕见。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与李大钊热烈地研究讨论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著作，与研究会的一些发起人如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有着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以说，正是李大钊的影响，给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受此影响，毛泽东甚至萌发了赴俄勤工俭学的兴趣，他与李大钊多次讨论了组织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1920年2月，毛泽东写给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提到“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回到长沙后不久，毛泽东便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这无疑是李大钊思想影响的直接延续与实践。

关切支持：革命实践中的指引与共鸣

毛泽东离开北京后，与李大钊的联系并未中断，这种师生之谊和志同道合的信仰追求，延续到了实际革命活动之中。

1919年7月，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该刊第二、三、四号连载了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文章热情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产生相当影响。李大钊对这篇文章赞誉有加，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第19期发表《大联合》，与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相呼应，形成南北思想的共振。

1920年夏秋，毛泽东在长沙筹备创办文化书社，也得到了李大钊的大力支持。书社自9月9日开始营业后，资金成为最大问题。这时，李大钊伸出了援手。通过他的介绍，书社得以从北京大学出版部免押金购入大量书刊。从现存的文化书社销售目录来看，这种业务关系保持了两年多的时间，北京大学出版部提供的书籍占据书社所售书籍总数的1/3，极大缓解了书社的资金困难。文化书社不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后来成为湖南建党初期党组织的秘密联络机构，李大钊的支持可谓雪中送炭。

在革命理论探索上，毛泽东亦深受李大钊启发。如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很推崇李大钊。李大钊曾写过一篇《土地与农民》的论文，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26年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把这篇论文收入他所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当作学员学习的材料，体现了他对李大钊关于农民问题观点的充分认同和继承。

毛泽东始终对李大钊怀有崇高的敬意与深切的感激，他曾不止一次地肯定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1945年，他曾说：“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49年3月，当毛泽东重返北平，目睹古城风貌，不禁感慨万千：“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这番肺腑之言，是对这段师生情谊最真挚的总结。

李大钊不仅是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更是其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助力者和革命初期坚定的支持者。李大钊和毛泽东亦师亦友，他们的交往就像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这不仅是个人际遇的佳话，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思想火种传递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