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指导地位的确立

在革命斗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全面抗战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同时，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新时代新征程，回顾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成熟和指导地位确立的背景和过程，对我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价值。

一、毛泽东思想成熟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在全面抗战时期达到成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从必要性看，这是党内理论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自觉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任。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革命中有哪些同盟军可以争取？怎么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曾作出许多努力。但总的说来，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还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常常机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不仅导致大革命失败，而且此后连续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由此可见，党必须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正确的完整的革命理论以指导革命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恰恰适应了这种理论建设的需要。

与此同时，这也是与党外思想交锋的需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国民党“围剿”的狭小空间走出来，公开走上了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政策调整，宣布取消苏维埃革命，接受国民政府对红军和南方游击队的改编。这就引起了一些人士的困惑，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已经变质，是否已经改变对社会主义的追求。针对这些质疑，中国共产党必须作出公开答复。在此期间，国民党除了在军事上频繁制造反共磨擦外，还在政治上不断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叫嚣取消共产党。对于这种错误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予以严厉驳斥，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亮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观点来，这就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从可能性看，首先是中国革命经过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这一曲折发展历程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借鉴。毛泽东曾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就清晰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加以深刻总结的基础上，是对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其次，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现实条件和实践基础。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面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空前复杂局面，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必然会在理论上得到反映，从而呈现各种不同的认识。而正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陈云曾指出：“正确的东西，是在否定错误的东西中生长起来的。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得出持久战的结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批驳一切经过团结和一切经过斗争，得出既团结又斗争的结论。毛主席如果没有王明、张国焘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

最后，全面抗战时期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这就为毛泽东集中精力从事理论创作提供了条件。《毛泽东选集》四卷159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在延安完成的。邓小平曾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陈云也说：“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1939年底到1940年初，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接连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和道路，精辟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具体说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以及怎样进行革命，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革命性质论，即关于中国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强调：“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此前之所以多次出现右倾和“左”倾错误，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中国国情缺乏科学分析，没有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不能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特别注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把握。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作了全面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从性质上讲，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与此同时，这种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其中，领导权的不同是区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

第二，革命方法论，即关于如何进行革命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革命步骤论。既然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实现这样的前途需要怎样的步骤？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个阶段之间既不容割裂，中间横插进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也不容混淆，搞所谓“毕其功于一役”。

其次是革命道路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革命都是以城市为中心，比如法国的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从中心城市爆发武装起义，直接夺取政权，因此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国革命也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控制了各个中心城市，而革命力量因为刚刚遭到严重挫折还很弱小。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发现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敌人统治力量在农村比较薄弱的特点，深入农村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最后是革命法宝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要认清革命的性质、步骤和道路等问题外，还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毛泽东通过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道：“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毛泽东在全面抗战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完整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日臻完善成熟。

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日益成熟及其指导作用的不断发挥，毛泽东思想逐渐获得了党内同志的高度认同。“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也是全面抗战时期提出来的。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一文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经过全面抗战的斗争实践和延安整风，全党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1942年7月1日，朱德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回顾：“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正是由于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正式确立。

对于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邓小平1950年曾说：“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1965年，他在会见外宾时又指出：“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这些都突出了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决定性意义。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七大会址。他强调，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凸显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意义。揆诸史实，党的七大是1945年4月23日开幕的，整整4年后，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固然是历史的巧合，但同样说明了确立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党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很快就在全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毫无疑问是由于全党空前统一和团结；而之所以能实现全党空前统一和团结，毫无疑问是因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就是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指导地位的确立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