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四进四出

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缓解中央苏区被“围剿”的压力，193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寻淮洲兼任总指挥，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全军约6000人。

7月6日晚，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在半年多的征程中，行程2800多公里，进行了30多次重要战斗，转战闽浙皖赣四省。

在抗日先遣队出发前，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和《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要求“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抗日先遣队出发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等又陆续发出一系列宣言、指示和通知，不断宣传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

抗日先遣队在浙江境内散发的传单

1934年7月，政治部主任刘英执笔起草《中国能不能抗日？》一文，大力宣传“我们如果进行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呼吁同胞“加入我们的队伍，去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抗日先遣队在转战四省边界的艰难环境下，积极履行抗日救亡的使命，“每到一处都向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如发宣言书，写标语，开调查会和座谈会，召开群众大会”等，广泛传播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在浙江所经之地也散播下许多抗日的种子。

8月28日，抗日先遣队经闽东游击区第一次进入浙江，进占庆元县城，利用休整时间开展群众工作。红军走街串巷，张贴、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告和宣传品，在城墙、路边、大街两旁书写“共产党是抗日反帝的唯一领导者！”等标语口号。30日，先遣队在庆元竹口击溃浙江保安第三团（欠一营），战斗结束后，部队到达龙泉小梅镇休整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会后在“行宫”演出“文明戏”，随后向西进入闽北苏区。

9月12日，抗日先遣队避开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江山二十八都，冒雨绕道穿过江（山）浦（城）公路，从安民关第二次进入浙江。红军一路张贴、散发抗日宣传品，沿途许多农民要求参加红军。18日，红七军团占领浙江西部的遂安县白马镇，恰逢九一八事变三周年纪念日。红军在此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举行抗日军民誓师大会，到处刷写抗日标语，激发民众抗日救亡情绪。

10月下旬，抗日先遣队进入赣东北苏区，并于11月4日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会师，合编为新的红军第十军团（简称红十军团），对外仍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此后继续转战皖浙赣边。20日，抗日先遣队第三次挺进浙江，进入常山县境。26日抵达淳安县境的港口镇。红军在此展开抗日宣传，打击了一批土豪，并分发布匹、食盐、铜钱给群众，还组织电厂工人通宵发电，全镇彻夜一片光明。

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第四次进入浙江，在遂安茶山召开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中央军区要求红十军团转向浙西南活动的电令以及分兵问题。不幸的是，撤离茶山后，抗日先遣队主力部队在江西怀玉山陷入国民党军14个团的合围之中，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领导被俘牺牲。仅粟裕、刘英率领的先头部队800余人突出重围。

方志敏（中）、刘畴西（左）、王如痴（右）在狱中的合影

抗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虽然失败，但先遣队四进四出浙江，途经庆元、龙泉、江山、常山、开化、遂安（今属淳安）、淳安、分水（今属桐庐）、昌化（今属临安）9县，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也推动了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