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并肩 共御外敌——抗战时期，上海民众慰劳团支援新四军的背后

1938年12月2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致上海市各妇女团体联合会的感谢信。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这是一封1938年12月2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致上海市各妇女团体联合会的感谢信，该档案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信中写道：“贵会特派代表姜、朱二女士间关绕道辱临慰劳并赐奖誉，感愧实深……”在这封信中，叶挺和项英代表新四军向两位女士不辞辛苦绕道前来劳军的行为表达了诚挚的感谢。那么，这两位妇女代表因何前往新四军军部？这封信的背后又有着一段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沟通支援事宜 组织慰劳团体

新四军创建初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求以中共江苏省委为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予其大力支援。193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宣传部部长沙文汉来到皖南，与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商议支援相关事宜。项英表示：“对上海的要求是输送干部、经济上支援、宣传新四军和掩护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在上海采购军需用品等等。”

刘晓等人返回上海后，江苏省委开始全面部署支援新四军的工作。同年10月，项英指派从上海出来参加革命、时任新四军军部印刷厂厂长兼交通员的陈昌吉回上海了解情况，并将新四军的大批照片带到上海，由地下党组织通过外商办的《每日译报》和《译报周刊》，第一次向处于沦陷区的上海人民介绍了新四军的情况。

紧接着，组织“上海民众慰劳团”赴新四军军部慰问之事被提上日程，这也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支援新四军工作的一项举措和典型事例。很快，慰劳团就组建了起来，其主要成员由文化界代表顾执中、职业界代表王纪华、海关代表陈琼瓒、农民代表姚慧滋、妇女界代表姜平和朱立波等组成。其中，顾执中任团长、王纪华任副团长。此次同行的还有美国进步记者杰克·贝尔登和陈昌吉等人。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先后两次组织上海各界代表赴皖南慰劳新四军，第一次是1938年11月底，第二次是1939年4月底。当时，慰劳团从上海到皖南，要通过危险重重的日占区、国统区，因此，如何使慰劳团安全抵达皖南成为摆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面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最终，他们以“上海地方协会派赴第三战区慰劳团”的名义为掩护，由“地协”负责人姚惠泉出具亲笔介绍信，为慰劳团取得了合法身份。

长途跋涉抵皖 返沪大力宣传

1938年11月，上海民众慰劳团绕道浙江，经过长途跋涉安全抵达皖南新四军驻地，受到项英、袁国平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晚，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大会堂外的广场上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会上，慰劳团团长顾执中、副团长王纪华分别致慰劳词，代表上海人民向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和崇高的敬意，顾执中将写有“变敌人后方为前线”8个大字的锦旗敬献新四军，副团长王纪华受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委托，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名义赠送新四军一面锦旗，上面写有“民族解放的先锋，工农大众的前卫”14个大字，项英高兴地接下两面锦旗，并同上海慰劳团成员在锦旗前合影留念。接着，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也登台发言。

慰劳团在皖南的6天里，其成员分头前往部队驻地及其所属医院、工厂、学校等地参观，并观看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抗敌剧团的表演，对上至项英，下至普通士兵，都有了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上海民众慰劳团返回上海后，中共江苏省委立即指示慰劳团中的中共党员组织力量，充分利用不同的场所，采取各种形式，向上海人民报告慰劳团在皖南新四军的所见所闻，宣传新四军英勇的抗战事迹。王纪华等遵照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与省委下属的职业委员会商讨后，立即组织相关力量，分别向上海各群众团体和有关报刊杂志作了情况汇报，展开各项宣传工作。比如，在《译报周刊》推出特刊《新四军小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战斗的英勇事迹。《申报》英文版、《大美晚报》和《良友》画报也相继刊登了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提供的关于报道新四军的文章和照片，据统计，他在1938年12月发表通讯8篇，1939年1月则有15篇，这些通讯对慰劳团的行程和所见所闻、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军营生活、战术训练、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俘虏政策等方面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随后，他将自己在《大美晚报》上所发表的14篇通讯进行整理，编印为单行本《新四军》，由该报出版，书中附有多幅插图。杰克·贝尔登认为，与国民党军相比，新四军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政策方针和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官兵都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作战异常勇猛”。他还真实地记录下了对项英的印象：“项氏体魄强壮，为人豁达而诚实，脸作铜色，为一典型之工人脸庞，笑容常露，惟额间则皱纹叠叠。”他不仅有着丰富的战地采访经验，且擅长描写被访人物的性格特征：“能够像项英这样认真爽快，而且彻底回答问题的，在中国军人中是不可多得的。”后来，杰克·贝尔登还于1941年3月将采访所获得的材料与其他外国记者关于新四军的报道，系统整理成外国记者介绍新四军的第一部著作——《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一书。

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上海各界团体对新四军的宣传和支援冲破了敌伪的新闻封锁，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中伤，有效动员了上海各界民众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战救亡运动中去。

相互依托支援 坚定必胜信心

鉴于第一批慰劳团返沪后在上海各界引起的积极反响，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又于1939年2月向新四军派出第二批民众慰劳团，4月底到达新四军军部。此次慰劳团团长是上海地方协会代表吴大琨，副团长是文化界救亡协会代表、共产党员扬帆，团员主要是戏剧界的知识青年，有五六十人，还有一部分是准备参加新四军的其他知识青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是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利用上海经济、文化、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条件，对新四军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社会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大力支援，使上海成为新四军重要的后勤保障地和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

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新四军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双方互相依托，相互支援。一方面，上海民众赴皖南慰问新四军，进一步加强了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的联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的主张和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提高了民众的认识，对增强上海人民的抗战必胜信心和推动上海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四军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保护、接纳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骨干力量，使其党员干部队伍不断得到锻炼、成长和壮大，为上海抗日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撑，谱写出一首军民携手并肩、共同抵御外敌的英雄凯歌。